2026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6），并将今年的主题定为一个颇有意味的标题——“动荡时代的国际投资”（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a Turbulent Era）。
如果只看最醒目的数字，2025年的全球投资似乎已经走出低谷：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6%，达到约1.6万亿美元，结束了此前连续两年的下降。但这并不是这份225页报告真正想表达的故事。恰恰相反，UNCTAD反复提醒，总量的回升掩盖了全球投资体系正在发生的一场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资本并没有重新回到过去那个以成本、效率和市场规模为主要逻辑的全球化时代，而是越来越集中于人工智能、半导体、关键矿产、清洁能源等战略产业；投资目的地越来越受到产业政策、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影响；各国一面争相吸引外国资本，一面又不断扩大投资审查和限制措施。
换句话说，今天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全球资本流向哪里”，而是：什么资本，可以进入什么国家；什么产业，值得政府用巨额补贴争夺；哪些交易，会被国家安全审查拦在门外。这或许才是《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最值得中国企业关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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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FDI增长6%，但这并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复苏”
2025年全球FDI从约1.53万亿美元增加至1.6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但如果剔除欧洲主要金融中心和投资枢纽产生的通道型资金流动，实际增长只有约4%。UNCTAD因此把2025年的表现概括为“具有韧性，但复苏仍然脆弱”。
从不同经济体来看，这种分化更加明显。发达经济体吸收FDI增长11%，达到7230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只增长2%，约为9010亿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球FDI正在向少数经济体集中：2025年全球前20大FDI流入经济体吸收了全球超过80%的FDI。
如果再把FDI流量、跨境并购、绿地投资和国际项目融资拆开来看，这种“表面回暖、底层偏弱”的特征更加明显。2025年跨境并购金额下降7%；国际项目融资金额虽然增长3%，但项目数量继续下降；绿地投资公告金额总体保持在高位，但项目数量下降约10%。而且，绿地投资金额之所以没有明显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超大型项目拉高了总额。
这里还有一个统计口径上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UNCTAD专门提醒，FDI流量、跨境并购、绿地项目和国际项目融资是不同指标。绿地投资数据记录的是企业宣布的未来投资计划，并不等于当年已经实际流入的资本；国际项目融资的项目金额也只有一部分最终会转化为FDI。
因此，不能看到“1.6万亿美元”和“增长6%”就得出全球跨境投资已经全面复苏的结论。报告对2026年的判断甚至更加谨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冲突、融资成本以及经济碎片化，都可能继续压制企业的长期资本投入。
全球投资不是重新繁荣了，而是在越来越少的领域里变得越来越昂贵、越来越集中。
二、真正惊人的数字不是6%，而是44%：全球资本正在涌向“战略产业”
如果说整份报告只能记住一个数字，那么可能不是1.6万亿美元，而是44%。UNCTAD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及相关技术、先进和敏感技术、关键矿产、能源转型技术与服务以及半导体划为五类战略产业。2020年，这些战略产业的绿地投资项目公告金额只有1090亿美元，占全球绿地投资的16%；到2025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5760亿美元，占比升至44%。
五年时间，战略产业投资规模增长超过四倍。其中最强劲的推动力量来自人工智能。AI基础设施和AI相关技术在2025年已经占战略产业绿地投资约五分之三，投资规模从2020年的不足500亿美元增加至接近3500亿美元。其背后并不仅仅是所谓“AI公司”，还包括数据中心、云计算、算力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以及大量AI应用所需要的物理基础设施。半导体增长速度更加惊人。2020年至2025年，国际绿地投资年均增长率达到54%。关键矿产和能源转型技术同期年均增长约17%，量子技术、先进机器人、网络安全等先进和敏感技术投资年均增长约8%。
这几个领域看似分散，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相互依存的产业体系：AI需要算力，算力需要半导体；半导体和新能源产业需要关键矿产；电动汽车、电池和储能需要先进制造能力；关键矿产又涉及矿山、冶炼、加工、物流和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因此不再只是追逐某一个热门产业，而是在争夺一整套未来产业体系的控制权。更重要的是，这些投资极度集中。2025年，在UNCTAD分析的战略产业中，前三大投资来源经济体平均占全球项目金额的72%，前三大投资目的地平均占56%；而在非战略产业，这两个数字只有27%和34%。
于是，一个新的全球投资格局正在形成：越重要的产业，资本反而越集中；技术门槛越高，能够参与竞争的国家越少。这与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逻辑已经有了明显区别。
三、资本不再只追逐成本：国家开始重新站到全球投资的中心
过去讨论跨境投资，企业通常会比较人工成本、税率、市场规模、物流和土地价格。这些因素当然仍然重要。但UNCTAD认为，今天越来越多的投资决策同时受到另外三个因素影响：产业政策、监管审查和经济安全。
2025年，全球104个国家共出台229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政策措施，创下UNCTAD有记录以来的新高。其中167项、约73%仍然属于鼓励、便利、自由化或者激励外国投资的措施；但与此同时，也有62项、约27%的措施增加了限制或者监管条件。这形成了一个看似矛盾、实际上非常典型的新现象：
同一个国家，可能一边欢迎外国投资，一边提高外国投资门槛。区别只在于“投资什么”。如果投资的是政府希望发展的数据中心、先进制造、新能源、半导体或者关键矿产，投资者可能得到补贴、税收优惠、土地、融资甚至政府采购支持。但如果投资涉及敏感技术、数据、关键基础设施或者战略资源，另一套国家安全审查机制马上就可能启动。所以今天的国际投资政策已经越来越难简单概括为“开放”或者“保护主义”。更准确地说，是一种选择性开放：需要的资本被积极争夺，敏感的资本被严格审查。
四、国家安全审查正在从“国防安全”走向技术、数据和供应链安全
这可能是中国企业未来境外投资最值得关注的一组数字。
2019年，全球只有26个经济体建立了专门的FDI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到2025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52个，六年时间翻了一倍，而且审查对象正在不断扩大。早期的外资安全审查通常集中于军事、国防和明显的军民两用技术。现在则已经扩展到关键技术、数据基础设施、关键供应链节点、战略自然资源等领域；部分国家同时降低了触发审查的持股比例，甚至将少数股权、间接收购以及取得敏感数据或者关键能力访问权限的交易纳入审查。
但是，有一个数据也很有意思。UNCTAD统计的9503个接受审查的投资项目中，最终被拒绝或者阻止的只有60个，不到1%；另有221个项目被附条件批准或者要求修改。这说明国家安全审查最主要的功能，并不一定是简单地“禁止外资”，而是获得对敏感交易进行更深入调查以及附加条件的制度性权力。与此同时，它还有一种难以通过统计数据体现的效果——部分投资者会因为审查风险过高，在交易开始之前就主动退出。
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境外并购的法律判断正在发生变化。以前做海外收购，法律尽调的重点往往是目标公司的股权、资产、债务、诉讼、税务、环保和劳动关系。今天，如果项目涉及AI、半导体、数据、关键矿产、新能源、通信、生物技术或者基础设施，还必须在交易最初阶段回答另一个问题：这笔交易能不能通过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在交易结构设计之前解决，后面的商业谈判、融资甚至法律尽调都可能失去意义。
五、供应链正在重构，但并不是简单的“撤离中国”
近年来，“China+1”“友岸外包”“近岸外包”成为国际商业讨论中的高频词汇，因此很容易形成一种过度简单的判断：制造业投资正在离开中国，转向东南亚、印度或者墨西哥。《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给出的图景要复杂得多。
中国2025年FDI流入约1050亿美元，较2024年的1160亿美元继续下降，并从2023年超过1600亿美元的水平明显回落。UNCTAD认为，除了较高利率和利润汇回之外，更深层原因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比较优势变化、供应链重构、“China+1”策略、地缘政治因素、关税不确定性以及技术限制。
但与此同时，中国吸收外资的结构正在发生明显升级。2025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吸收的外资已经接近中国FDI总量的五分之一，其占比连续七年提高，约为2018年的四倍；全年该行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约1.4万家，同比增长27%。截至2025年11月，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超过320亿美元。UNCTAD因此将中国目前的变化概括为：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升级。中国同时仍然是全球重要的资本输出国。2025年中国对外FDI约1740亿美元，虽然低于2024年的1920亿美元，但仍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先进和敏感技术领域，报告仍然指出，中国依靠产业能力、技术生态和庞大的国内市场，继续吸引来自美国和欧盟的部分投资。
所以，全球供应链发生的并不是简单的“中国退出、东南亚接盘”。东南亚2025年FDI确实增长10%，达到2440亿美元，但与此同时，其全球价值链密集型制造业绿地投资却从310亿美元骤降至140亿美元，不到上一年的一半。同样，墨西哥虽然被认为是“近岸外包”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但2025年绿地项目金额却由约440亿美元下降至240亿美元。UNCTAD甚至明确认为，近岸外包目前更多表现为一种潜在的结构性机会，而不是已经出现的大规模投资迁移。
报告还得出了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结论：地理距离目前并没有成为制造业投资重新布局的主要决定因素。真正越来越重要的，是贸易摩擦风险、市场准入以及国家之间政策和监管体系的兼容程度。因此，“离美国近”“人工便宜”或者“属于东南亚”，都不足以自动成为承接供应链转移的理由。
六、对中国企业而言，未来出海真正要重新计算的是“政策风险价格”
从这份报告出发，如果把视角进一步落到中国企业出海，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国际化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商业可行性；今天则必须同时计算政策可行性。
一个海外项目即使市场巨大、人工便宜、税率低，也可能因为国家安全审查、出口管制、投资限制、本地化要求或者政府采购规则而失去商业价值。一个并购项目即使价格合适，也可能因为目标公司拥有敏感技术、数据或者关键基础设施而无法成交。一家中国新能源企业即使成功进入某国，也可能发现当地补贴必须满足本地生产、本地采购或者原产地要求。一家矿业企业取得资源以后，真正影响项目价值的可能不是矿山本身，而是能否进入当地冶炼、加工和下游供应链。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境外投资法律服务正在发生变化。律师已经不能等到合同谈判阶段才介入。对于重大跨境项目而言，投资准入、国家安全审查、制裁与出口管制、数据和技术跨境、供应链安排、政府补贴条件、税务架构、国际投资协定保护以及争议解决机制，应当在投资决策和交易架构形成之前同步评估。
这并非理论上的风险。仅2025年，各国又签署44项国际投资协定；投资者新提起56起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案件，其中约三分之一与采掘业有关，包括关键矿产领域。资本正在进入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而这些产业恰恰也是国家监管最密集、政策变化最快、国际争议最容易发生的领域。
七、结语：全球化没有结束，但它的规则已经变了
《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真正记录的是一个时代转换。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建立在一个相对清晰的逻辑上：资本寻找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市场更大的地方。
而今天，一项投资最终流向哪里，越来越取决于另外一些问题：这个产业是否具有战略意义？投资来源国是谁？技术是否敏感？数据由谁控制？供应链是否安全？当地政府愿意提供多少补贴？投资者能否满足本地化要求？两国之间的监管环境和政治关系是否稳定？于是，资本的逻辑正在从单纯追求“效率最大化”，逐步转向效率、韧性、安全与战略控制之间的重新平衡。
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已经结束。资本仍然在全球流动，只是它经过的每一道国境线，都越来越带有产业政策、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颜色。
对于正在出海的中国企业而言，这或许就是《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最值得重视的警示：未来决定一个境外项目成败的，未必只是企业有没有钱、产品有没有竞争力、当地有没有市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个“战略全球化”的时代，这笔投资是否处在正确的产业、正确的国家，以及正确的监管结构之中。
